华生:科创板会成为中国版纳斯达克吗?取决于

李策 孙维维

摄像:孔凡天 姜一鹤

《首席对策》由易方达黄金ETF及联接基金特约播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的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也是上海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是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建设的有机结合点,是上海证交所和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重大机遇。

那么,科创板的影响有哪些?科创板+注册制会成为中国版纳斯达克吗?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在接受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时认为:现在科技创新成为国家鼓励的重心,设立科创板对科技创新肯定会有积极的作用。最近壳资源和垃圾股炒作又有回潮,估计今后还会有反复。我们对注册制的认识其实并不很清楚,对美国版的注册制在中国资本市场实行需要的条件还有不少误解。这次科创板搞注册制能否顺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科创板,门槛有多高,注册制怎么注册法,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定义,实行的结果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还要看后续的发展。

华生教授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新世纪以来,华生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化和土地问题研究,他在2006年2月正式向中央建议实施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为主线的新型城市化战略。

华生还认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改革、市场化、农村、地方竞争。那么从现在来看,这四个因素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增长点?如果中国不走靠房地产拉动投资的老路,新的投资出路在哪里?华生在《首席对策》中表示:“这几年应该说在有些方面,是有一些波动的,增加了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我们市场经济各个方面都是多种所有制了,现在唯有土地是单一公有制,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长期没有明显突破。这恐怕需要解放思想,有新的思维,需要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首先要解放思想,打开思想框架,才能够有新的思路去发展。

华生教授还就如何采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如何处理好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房地产市场怎样满足大多数人需求、保持健康发展,改革过程中该如何摆脱路径依赖等热点话题,在《首席对策》中一一发表了看法。

以下为本期《首席对策》访谈文字实录: 

我们对注册制的认识并不很清楚

第一财经:华生教授您好!很开心《首席对策》能专访到您。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您认为科创板的影响有哪些?科创板+注册制会成为中国版纳斯达克吗?

华生:现在科技创新成为国家鼓励的重心,设立科创板对科技创新肯定会有积极的作用。至于注册制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后已有五年多了,应当说推进得并不顺利。最近壳资源和垃圾股炒作又有回潮,估计今后还会有反复。五年前我就说过,我们对注册制的认识其实并不很清楚,对美国版的注册制在中国资本市场实行需要的条件还有不少误解。这些年注册制在中国的坎坷道路说明我们原先对困难的估计是不足的。这次科创板搞注册制能否顺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科创板,门槛有多高,注册制怎么注册法,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定义,实行的结果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中国人对同样一个名词和概念的注解可以很丰富、很特别,所以我们还要看后续的发展。

对民企来说,核心是稳定预期增进信心

第一财经:您曾经说过,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改革、市场化、农村、地方竞争。那么从现在来看,这四个因素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增长点?

华生:从这些基本动力来看,当然它变化不是很多,比如刚才讲的市场化,现在实际市场化改革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现在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在刚才你说的金融领域当中,对市场运行主体的干预还是非常之多,包括在证券市场。因此真正让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这几年应该说在有些方面,是有一些波动的,增加了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

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应该说长期以来也没有什么突破。这恐怕需要解放思想,有新的思维,否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来回徘徊,肯定难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土地市场,现在仍是唯一的单一公有制市场。我们市场经济各个方面都是多种所有制了,唯有土地是单一公有制的,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当然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首先要解放思想,打开这个思想框架,才能够有新的思路去发展。

第一财经:经济的活力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民营企业,但是今年以来,债券市场频频违约,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股票市场震荡很大,越来越多的公司面临爆仓的风险,您如何看待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支持民营企业?

华生:这肯定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民营企业自身怎么应对危机,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在不断地发展深化,这对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会造成一些压力。一些经营比较激进,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这个时候肯定困难会特别大,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应对,企业家自己会做出每个不同情况的应对策略。我觉得从整个环境上来说,核心是国家,恐怕在减税降费这方面需要采取很大的动作,否则,因为民营企业本身负担就不轻,再加上明年要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基金,如果不相应降低税率,企业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压力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企业自己要努力,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创造条件,两方面需要并行。好在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情况,并开始采取措施。

第一财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然是金融工作的重点,而且去杠杆还在进行中,去杠杆肯定会对于企业的贷款难度增加压力,怎么来协调?关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易纲行长也指出了竞争中性的原则,您认为民营企业融资和贷款方面的问题会有效解决吗?

华生:我估计只能是部分缓解,因为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全世界都存在,不能设想有一个地方说融资都不难,这不太可能。在中国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核心还是稳定他们的预期,增进他们的信心,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现在很多企业对将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认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在这个情况下,其他的那些措施都只是辅助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营企业发展来说,包括它的融资,恐怕最主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有信心,预期能够比较稳定,如果考虑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有问题的时候,此时民营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当然就会很困难。

国企改革核心是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第一财经:您曾经提到,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小步慢跑才能走得远,例如曾经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能给现在的国企改革提供哪些思路?循序渐进该如何避免半途而废?现在也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说法,你怎么看?

华生:我猜想现在说到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要是指那些僵尸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该破产的应该让它破产。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从国企改革整体来说,最根本的还在于它的体制、机制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企改革要向前发展,关键还是要在市场经济当中采取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的形式,而且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做到政企、政资分开。如果搞了混合所有制,管理还是照搬国有企业的一套制度办法,那搞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政企政资不分的话,企业很难公平竞争,政府也很难公平执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想做到所有制中立或者竞争中性就会很困难。我从来都说,改革不怕慢。其实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发展像是坐上了火箭,全世界瞩目,还慢吗?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方向正确,不怕慢一点,稳一点,就怕走弯路、摔跟头。

房地产健康发展还是要满足大多数人需要

第一财经 :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目前国内经济三辆马车中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速滑坡,央行多次降准稳经济,虽然政府多次强调房地产调控的决心,但市场上仍有观点认为经济不景气下房地产仍然会成为大多数资金的归宿,只是传导的链条变长了。对此您怎么看,房地产市场还会重走老路吗?您如何看待房产税政策?

华生:衣食住行,住是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就房地产市场而言,它长期都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中国现在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房地产市场长期应该还是有它的发展。但问题是当前房地产发展有相当的畸形化。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真正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却是现在房地产市场基本上不怎么包括的。如果房地产市场要健康发展,它最主要的还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不是把它高端化。房价搞得很高,不要说是农民工和家属,就连城市里面一般市民家庭都觉得非常难承担,这样房地产发展就会是危险的。所以房地产发展本身没有问题,它的核心问题是这一发展是不是符合了多数人的需要,是否有真实的需求,特别是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支撑,而我们的供给结构是不是符合这样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40年最大的经验是把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向前推进

第一财经: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发展的道路上,新常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您认为走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在未来新常态下,应该如何保证继续发展?有哪些改革迫在眉睫?而在改革的过程中,该怎么摆脱路径依赖?

华生: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在4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大多数人应该说还是相当贫困的,最近的数字说光是农村人口,这40年当中就有7亿多人脱贫,可见当时除了少数城市人以外,农村人口普遍是在贫困状态的。这40年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没有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无非就是突破了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搞了多种所有制,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人们有了自主创业、自由择业的选择权,财富就开始涌流。所以我觉得这40年最大的经验也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真正地把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向前推进,真正能够把混合所有制搞起来,而且政府怎么跟企业的行为脱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普通人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发展权利,我认为这是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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